《长安三万里》还塑造出了李白与高适这两个极为立体的人物形象，既与历史互文，又基本符合受众的审美期待。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的“天花板”，其诗奇幻瑰丽，他是世人眼中超脱于六界之外的谪仙人形象。与以往认知有所出入，片中的李白多了几分“人气”。他心有傲气，会因崔颢的一首《登黄鹤楼》而自愧不如，立志下扬州作好诗；他性子顽劣，会同裴十二盗劫柘枝舞女；他彷徨迷茫，会向孟浩然寻求是否入赘的答案；他甚至会犯错，耽于酒乐而忘却与好友高适的约定。但这种复杂的形象也从侧面突出了李白的矛盾性，他有出世魂，亦有入世心；他望展鸿鹄之志，却无奈只能流连诗酒之间。所以他隐居庐山后才会应永王之求，出山为其作诗。这一情节的设计，将历史上那个既可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高傲李白与又可低吟“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无奈李白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相较于李白，高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更偏类型化，他出身低微，口齿不清，非读书之才，但是勤奋刻苦成了他的标签，于是他成长为独当一面、收复长安的武将。在高适的身上，成长弧光熠熠生辉。但是，站在历史长河而观高适，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人。在片中，他更多被塑造成了中间人的形象。站在长安历史的中间，他是唯一一个看见盛世长安与废墟长安的人；站在诗歌发展的中间，他既与“诗仙”李白交心，又与“诗圣”杜甫交志，是连接唐诗飘逸之姿与唐诗纪实倾向的诗人。事实上，李白与高适既相似又相异，他们在少年得意之时相识，有着对长安的美好向往，却自扬州分别后，走上了各自的道路。造化造物，因缘际会，李白与高适所寻之道不同，所行之事也不同。影片将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置于前台，再次将出世与入世这一议题悬于二人与观众之间，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高适勇退吐蕃的叙事和携《河岳英灵集》而游四海的结局让出世与入世达成和解，即大丈夫自当如李白《侠客行》中写到的一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既能入世而为又能出世而行。影片中，李白亲言《侠客行》乃依高适形象而作，这也道明李白入世之心。可是时代阴影下，李白的命运早已注定，宿命论说为李白蒙上了悲情，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高适对命运的反抗更显悲壮，对他人的悲悯也更具力量。

近日，《八角笼中》导演、领衔主演王宝强，领衔主演史彭元，主演张祎曈亮相长沙路演，与现场观众面对面交流，分享幕后拍摄故事。导演王宝强也通过影片鼓舞现场观众：“无论在什么阶段，都会有自己隐形的‘八角笼’，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一定会找到自己人生的出路和方向。”

１：故事

赵寻，一个刚入职不久就被提拔成助理的女性。

为了不被剧透、也为了不被别人的观点左右，我在观影前特地屏蔽所有和这部电影有关的信息，就打算来一场真正的如初见般的邂逅。

从剧集主题来看，这部曾经命名为《私奔的外婆》的剧集，和当年红遍全国的出走家庭主妇苏敏的故事不谋而合。外婆孙玉萍人到晚年毅然决定“离家出走”，去找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她的勇敢、善良与苏敏异曲同工。而在冒险旅途上，外婆不断打破自我，去发现新世界。这种自带觉醒的女性故事不仅促进了剧中姨婆和外孙女窦绮的三观转变，也启发着荧屏前的观众。这才是女性剧真正应该突破的叙事样板，它从来都不是话题和人物的堆砌，而是真正带着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心，走入女性群体的现实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外婆的视角既是观者的视角，也代表着外界介入的一种解题方法，外婆的示范则给观众提供了现实镜鉴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