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高启强最终走上不归路，跟高启盛的怂恿和运筹帷幄离不开干系，甚至成为主因。因为，我们可以从剧中很明显的发现，凡是高启强遇到的几个重大转折点，都藏着高启盛的影子。

《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

“程婴不断地告诉孤儿要复仇，这是他活着的意义，但现代人会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否报仇是个人选择，人生的意义也不是要由其他人赋予的。”金汉说。《赵氏孤儿》传达的忠义固然感召天地，然而在今天，故事中人物做出的许多选择，都会激起现代人的困惑与内省。新版《赵氏孤儿》并非要输出观点，而是希望把探讨、解读都放在舞台上，邀请观众在剧情中共同探寻那些根植在人性深处的永恒话题。

在赌徒背后，周也、邓萃雯所饰演的角色则是另一群代表人物——受害者家属。她们没有参与网赌，却被无辜卷入骗局，承受骗局带给生活的巨大变故。导演申奥介绍到，在对真实诈骗案例的取材与采访过程中，家庭是绕不开的话题，每一个受害者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受害者作为个体，可能因自身贪婪、盲目落入网络诈骗的无底洞，但在这巨额骗局的背后，却是无数家庭的支离破碎，是可能永远都无法愈合的创伤。

以1921年“八号门事件”为蓝本，讲述了中国底层劳工组织在初创时期的共产党领导下，为反抗多方势力的胁迫压榨，组织罢工，在艰难努力之下成功维护了劳工利益，并促使了人民觉醒。将我党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重要罢工运动展现了出来，记录了我党在为人民解放而努力过程中的重要一笔。

文学是人学，电影也是人学，写好人物是文学创作的核心要义，塑造好人物形象是电影创作的本质要求。电影既然是生活的传神写照，就要让银幕上的人物“活起来”。人物不是抽象的概念化、脸谱化的符号，而是活灵活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个性化的“这一个”。不仅要刻画人物外在的肖像，而且要描绘人物内在的心理，写好人物的行为、动作、对话、神态，体现出人物的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价值、不同命运结局。电影要塑造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要写活人物，就要以坚定的人民立场和深厚的人民情怀，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丰富实践和多彩生活中汲取营养，把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倾注笔端、摄入镜中，讴歌奋斗人生，刻画美好人物。